从公共政策和公共舆论变革看中国政党的长期执政 | 学人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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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atthias Stepan，现任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政治、社会和媒体研究方向副主任。

      Enze Han，伦敦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讲师（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Tim Reeskens，蒂尔堡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ilburg University）

一、本期编译

原文简介

文章题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跟踪中国公共政策和公共舆论变革 》（Building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Tracking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Opinion Changes in China）

文章作者： Matthias Stepan，Enze Han， Tim Reeskens

文章来源：《The China Quarterly》

发表日期：2016

原文摘要：尽管国外有着这样那样的批评，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依然取得巨大成就。对于外界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巩固执政的方法复杂而神秘。为了理解中共如何做到长期的有效执政，许多学者研究了中共的决策方式及其政治结构。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的关联则受到的关注较少。

译者简介

翻译员:  吉米 Cem Nalbantoglu

审  稿：政治学人编译局张蓉

二、编译内容

学者一般从公共政策和公共舆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民主政体的成就。在民主政体下，唯有首脑会回应民意才能成功。但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情况，即使中国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下的民主政体，在中国也可以看到政府对舆论的回应。通常情况下中国回应舆论的方式是满足人们普遍的要求，如增加就业率或者使更多人去国外旅游等。因此，虽然表面上看在中国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这两者仿佛彼此矛盾，但是我们可以说这种关联看起来复杂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中国公共政策和公共舆论之间的彼此关联了解较少。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中国政府开展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文旨在表明，无论在中国是否存在公民社会或大选，政府的回应都存在。换句话说虽然在中国没有公民社会或大选，但是政府决策机构也会受到舆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通过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实施，来评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和它影响的民意的关联。经本文研究表明在中国没有大选或者公民社会，在政策和人民中间的反馈循环也依然存在。本文先考察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在执行新农村建设之前农民的政治知觉——即农民对政府感知是不是比较低迷，再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被执行之前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关联状态。最后来调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执行之后农民对政府舆论的改变情况。

一、在中国公共政策和公共舆论的关联

一般情况下，学界关于公共政策和公共舆论的关联的研究起始于民主政体。但是由于在中国没有大选，所以中国的决策模式与自由民主国家差别很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群众路线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中共的合法性来源于其政策实施结果。

在决策之前，中国领导人往往借助智库和其他专业机构的帮助。政策先在部分地区进行试验，之后再由专业机构评估，对政策有效性提供技术支持。从2000年的《立法法》开始，中国立法者越来越重视民意。目前超过75%的城市都有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建设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目标是告知立法者舆论结果，以便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

二、重新关注农村地区

理想的情况下，应该存在一个明确的“政策”来观察公众舆论的变化，以便评估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政策变化”，是指在2002年底到2003年3月的过渡时期，旨在解决农村和城市中心之间持续存在的社会差异问题的新发展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中国农村获得了最初的支持和合法性。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超过了农业改革政策，城管的职责得到上升。在江泽民时代，为了转移产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增加了农村税款，农村地区也经历了比较沉重的社会经济剥夺。因而1980年之后农民对政府开始产生不满。从2000年开始日渐突出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让中国共产党执政者发愁。究其原因，城乡差距成为政治怨愤的本源。

2002年起中国共产党针对城乡差距问题开始出台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政策改革是关于为农民减负的费改税政策。2003始，为开销农民的所有的医药费用，中国共产党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到2006年时中国政府已经废除了农民税收负担。此外，相当农民获得了农村补贴。TonySaich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有五个部分：（1）消除对劳工迁移的限制（2）改善保护土地政策（3）油粮和牲畜补贴巩固可持续农民收入（4）废除农业税（5）增加政府农业开销。

三、公共政策与公共舆论分析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政策决策中民意有很强的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两个假说。

第一个假说是关于胡温政府改革以前实施的农业政策。正如之前提到过的江泽民执政时为了增加城市化率和产业化率相对忽视农村。由于这些政策损害了农村利益而导致农民怨愤变大，之后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执行了一些改革政策降低了农村的负担。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果生效之前民意和政策关联已经存在。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效之前，城乡差距的结果已经存在，而且认知城乡差距的政府政策也已经存在；在之前的管理下，城市居民受到比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更多的政府干预。

本文的第二个假说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很多的研究指出执行新农村建设政策之后农民第一次感到政府关心他们。本文第二个假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出台后，农民更能明显感知政府政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四、证明

本文使用了亚洲晴雨表（Asian Barometer）2002、2008年的两波数据。分析分为两步：第一，为了检测是否有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地理群体（城乡）之间的认识差异，我们使用t-检验来逐组地探讨各个群体之间的差异；第二步，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是否有预期的差异。

回归模型说明了：首先，模型1显示农村地区的受访者对日常生活干预的认知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其次，模型2证明了时间差异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在2008年对政府干预有更明确的看法；第三并且最重要的是，模型3显示，农村受访者对政府政策影响日常生活水平的肯定态度有大幅提高，但是主要年份效应的统计显著性大幅下降，这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农村受访者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五、结论

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公共政策和公共舆论彼此影响只在自由民主政体中存在。本文旨在表明在中国也存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虽然两个假设所指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是可以表明政策和舆论彼此之间确实互相影响。

比较两个假说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政策——舆论关系在执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前也有，新农村建设被实施了之后更加深了公共政策和舆论的关系。因此，中国政府应该不断吸取民众的意见。

本期编辑：林   健

本期校对：莫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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